汉代有哪些生活知识点数学（汉代生活方式）

汉朝都有哪些日常生活习惯

回答人的补充 2009-09-18 14:38 汉朝生活礼仪一、立容：

贾子曰：固颐正视，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闲二寸，端面摄缨。端股整足，体不摇肘，曰经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肃立；因以垂佩曰卑立。

参考文物，经立时正身、平视，两手相合，掩在袖子里。手从胸口到下腹，放在任何位置都行，甚至持着、拄着东西也行（古人是很通融的^_^）。注意：中国人注重自然，而不是笔挺，所以手臂要柔软，切忌僵直——这样汉服才会顺势铺成柔和的曲线，展示出华夏之美。

我们常见夫子行叉手礼的像——但这个动作应当是配合磬折来表达敬意的——也就是说，腰应当同时弯曲大概三十度。当然，处于艺术上的考虑，画家还是画成了直身。

应用：窃以为经立是汉服同道必须注意的，对师长应当共立。鉴于现在人不行大礼，我们可以根据情况增减躬身的程度——但至少，低头示敬是必须的行礼：

1、正规揖礼：左手压右手（女子右手压左手），手藏在袖子里，举手加额，鞠躬九十度，然后起身，同时手随着再次齐眉，然后手放下。

2、一般揖礼：直立，两臂合拢向前伸直，右手微曲，左手附其上，两臂自额头下移至胸，同时上身鞠躬四十五度。正规场合，对朋友。

3、拱手：类揖手，只是身子和胳膊不用动。

4、颔首致意。

5、正规拜礼：直立，举手加额如揖礼，鞠躬九十度，然后直身（这段叫鞠躬），同时手随着再次齐眉。然后双膝同时着地，缓缓下拜，手掌着地，额头贴手掌上（这叫拜），然后直起上身，同时手随着齐眉（这叫兴）——然后根据礼节，平身或再拜……平身时，两手齐眉，起身，直立后手放下。

6、一般拜礼（用于雅坐时）：抬起臀部，直起上身，膝盖支撑身体，然后拜手（手至地，头贴手）或叩头（头扣地）或稽首（时间长）或顿首（时间短）。

7、女子行礼：本着平等的精神，不要求女子特殊行礼。但处于忍让的风度——女子行礼两手合拢放胸前，微屈膝，微低头即可；若拜礼，上身直，膝着地，拢手下垂，头微低，即可。

应用：5用于一般用于祭祀，或非常敬重的场合。6用于雅坐时。1到4，应当作为汉服时的日常行礼，依据具体情况——对方受尊敬的程度，和具体场合容许你表现礼节的程度……现在人缺少礼仪观念，不必过分要求，但拱手应当能做到。如果在与人交谈的时候又有人来，当注意问候时要根据身边人的情况，决定行礼的程度。

汉代的社会风貌知识点

载歌载舞是汉代重要社会风俗，人们对歌舞格外喜好，歌和舞大都缘情而发，随意而起。酒酣耳热后起舞高歌不但是家庭宴饮的内容，也是社交场合中的节目。汉代文献记载，当时在各种宴会上都有参加者的歌舞表演。景帝后二年诸王来朝，景帝令称寿歌舞。长沙定王刘发“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景帝很是奇怪，问之，对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景帝遂为长沙国益土（《史记·五宗世家》“集解”引应劭曰）。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若不能舞或舞技不高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在汉代人的歌舞形式中值得专门提到是“以舞相属”。“属”通“嘱”。这是正式宴饮场合中的固定程式，一般在宴会高潮时进行。其程序是：主人先行起舞，舞罢，再“属”（嘱）一位来宾起舞，客人舞毕，再以舞“属”另一来宾，如此循行。所有的来宾都要参与舞蹈。在宴会上不舞或舞而不旋都是对他人的失礼行为，不仅破坏宴会的气氛，而且会导致或激化双方矛盾。如蔡邕遇赦还乡，五原太守王智为其饯行，“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王智感到大失颜面，当众辱骂蔡邕，并诬告他“怨于囚放，谤讪朝廷”，蔡邕被迫亡命吴地（《后汉书·蔡邕传》）。

“面子”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标志性的内容之一。汉代人也十分看重“面子”，且维护“面子”的方式似乎更为激烈。汉代官员自杀者数目众多，其原因大都缘于不愿下狱，“义不受刑”。其中有拔刀在北阙下自刭的盖宽饶，也有年逾六十的经学名家萧望之。司马迁深愧遭受宫刑而苟活，他在《报任安书》中用“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描述自己的悲郁。周党为乡佐所辱，与乡佐约定时间决斗，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决斗事例。在忠孝节义观念支配下，汉代社会对“面子”的维护，由自身扩展到对家庭和亲族尊严、再扩展到对主人和师友尊严的维护。弥漫汉代社会的复仇行为有宗亲、主臣和师友三种类型，可以说这三种类型正是这种社会观念的实践。与以后的一些朝代不同，汉代主流文化对复仇行为持同情和肯定态度。清代学者赵翼曾被汉代人“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往往周旋于死生患难之间”的行为所打动，在《廿二史札记》中用颇长篇幅记下了这些感受，这些感慨也反映了时代精神的变迁。

崇武尚武是汉代世风中颇有特色的内容。在出土的汉代画像砖石上，较力、徒手和使用刀剑戟等器械比武是常见的内容。徐州汉画像石上有表现力士拔树的场面。汉代可能已经有类似《水浒》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民间传说。当时较为正式的举重活动是扛鼎。除人们熟知的项羽“力能扛鼎”，一些贵族如刘邦少子淮南厉王刘长、武帝子广陵厉王刘胥也以能扛鼎留载史册。武帝在宫中设鼎官，判定殿前举鼎的成绩。值得提到的是在汉代画像文物上描绘了人与虎、野猪等猛兽的搏斗，其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是徒手制服野猪和一人同时与猛虎和悍牛性命相搏。许多比武和斗兽者都是社会上层，文人们也参与其间。司马相如、田畴、崔琰善击剑，王充朝夕习骑马射箭，经学名家辕固在兽圈中刃毙野猪……钱穆先生说汉代文人性格质朴，拿起笔可撰文，放下笔可耕田。其实汉代文人也不是后代那种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这既是尚武精神的结果，也是时代的重要标志。

汉代家学的内容有哪些？

汉代家学往往是在生活实践、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没有特定时间，没有固定场所，没有专门的教材，凡历律、天文、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专门技术都是家学的重要内容。家学还注重培养正确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尤其重视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等伦理道德教育。

请分别写出商朝,春秋战国，汉朝及南朝4个历史时期的数学成就。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

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

、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

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

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

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

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

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

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

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

。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

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

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

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

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

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

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这些特点是同当时社会条件与学术思想密切相关的。秦汉时期，一切科学技术都要为当时确立和巩固

封建制度，以及发展社会生产服务，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最后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

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

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这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

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

发展。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

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

，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

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

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

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

，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

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

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

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

为 157/50和 3927/1250。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

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

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

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

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日恒)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

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

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

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

祖冲之之子祖(日恒)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

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日恒)公理。祖(日恒)应用这个公理

，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